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

当我们成为父母后,却忍不住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盯着他们做家庭作业……不惜把自己变为“虎妈”和“直升机父母”。

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思考过,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迥异的情况?

仅仅是因为爱的方式不同?

从高度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各国儿童福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将荷兰孩子列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

荷兰儿童怎么个幸福法呢?

人们很少听到荷兰的父母敦促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取得成就或对他们的孩子是神童表示兴奋。

他们也不会时刻监视孩子。

游乐场通常位于咖啡馆或餐厅旁边,父母们就在那里聚会和聊天,放任小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起玩耍。

他们甚至能容忍一些孩子的冒险行为。

只有不到30%的荷兰儿童在城市骑行时戴头盔,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哪怕每年有1.8万名12岁以下儿童由于与自行车有关的伤害到医院急诊室就诊。

孩子们觉得戴头盔既笨拙又不方便,而且同龄人也不觉得戴头盔很“酷“。荷兰父母对这些争辩持宽容态度。

学校的规章也反映了这种宽松的育儿文化。在荷兰,10岁以下的儿童没有作业。在低年级中,学生之间几乎没有竞争,而不及格也十分少见。

儿童幸福指数紧随其后的瑞典则更夸张。

“惹人厌的瑞典熊孩子”

被大多数国家的父母认为不恰当的儿童行为,比如打扰陌生人,在瑞典认为是孩子的天性而能够获得原谅。

经济学家法布里奇奥曾经拜访过一位瑞典朋友,当主人家6岁的小男孩冲他们尖叫:“闭嘴!我在看电视”时,父母给出的回应是一个赞许的微笑,随后温和地建议大人不如换个房间,以免打扰孩子观看电视。

在瑞典,正式的教育要到7岁才开始,小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

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受压力和焦虑是罪大恶极的。

既然有最幸福儿童,相应的就有不怎么幸福的儿童。

比如美国和中国的孩子。

中国有狼爸虎妈,美国有“直升机父母”。

两种父母本质上是一样的。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1969年出版的畅销经典育儿指南《孩子,把你的手给我》的主人公,列那德这样绝望地哀嚎。

而今,这种情况正愈演愈烈,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要比过往的年代严重得多。

哀嚎的孩子遍野。

由此,“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

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

这样一种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子的交友与恋爱。

我想,国内的家长们对“直升机育儿”应该不陌生,因为很多父母的育儿方式就是如此。

以往,我们总是更多地从批判角度看待这样的家长,认为他们太过强势、自私,不顾孩子身心健康。

但按照美国西北大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和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的分析,选择怎样的育儿方式,并不是完全由父母自身决定的。

虎妈有理:教养方式的经济学

2015年,国产剧《虎妈猫爸》的热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虎妈”一词首次出圈。

剧中,赵薇饰演的妈妈毕胜男为了女儿茜茜能上全市最好的学校,给孩子制定了近乎严苛绝情的学习计划,一家人因此矛盾不断,关系剑拔弩张。

有人讨伐如此不近人情的教养方式,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作为父母应尽的责任。

今天鱼sir不探讨谁对谁错,而是想讲一讲为何会有“虎妈”?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从历史纵向和各国之间横向两方的比较,得出“虎妈”的经济学根源是: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

更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

在不平等程度很高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逼着孩子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显然是徒劳的。

比如存在贵族和工人阶级的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决定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工人靠的是出身,而不是教育。

另外,如荷兰、瑞典等国家,为什么父母可以如此放任孩子,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受教育机会和收入水平没有那么不平等。

比如受高中教育群体和受大学本科教育群体的工资相差不大,教育的回报率有限,家长们自然觉得没有必要在教育上投入太多,对孩子们也会宽松很多。

然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够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父母们就有了足够的动力整天围绕孩子的教育。

以下这份数据,很好地反映了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的“高中以下:高中:达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比值为79:100:156,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平均收入约为高中未毕业劳动者的两倍。

其中,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者与高中以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最高。

中国便是如此。

国外一份2011年的数据直观呈现了中国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从图中明显可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平均收入比起高中文化劳动者,差距有了一个明显的拉升,前者约是后者的2.5倍。

今天,这个差距还在进一步提升。

换句话而言,摆在中国家长面前的是,巨大的教育经济激励。

但想获得这个激励并不容易,因为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且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这就导致了竞争激烈的择校。

如此,“虎妈”因势而生。

她们深信,只要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勤奋,投入更多,胜算也会更大。

收入越不平等,父母越称赞勤奋的重要性。

虽然,有时候,在鸡娃方面,“虎妈”们看起来有很多近乎变态的行为,但我们依旧不能否认她们是爱孩子的。

只是怎么理解这种“爱”,可能需要新的视角。

我们是如何关心孩子的: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

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做的这些,究竟是出于爱孩子还是爱自己。

尤其是在外界对父母们苛刻的教养方式充满质疑时,大家会陷入一种不知如何正确爱孩子的困境。

如果各位家长有类似的困境,我们可以依据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来判断。

根据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思路,如果父母总是准备着采取对他们成本高昂(无论是金钱意义上的还是他们内心的不悦)但能够增进孩子整体福利的行动,我们定义他们为“利他主义父母”。

在这里,孩子的“整体福利“不仅仅意味着当下的快乐,还意味着享受未来的快乐或成功。

什么是成本高昂的行动呢?

比如,利他主义的父母可能会为了陪孩子去迪士尼玩,牺牲自己十分热衷的爬山计划。或者他们可能愿意放弃去电影院,待在家里陪孩子们玩耍。

父母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

换言之,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自己认为有益的观点,他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

这样的父母,不会在孩子享受一块美味糖果时,因为怕吃多了糖果容易蛀牙,而出手阻止孩子。

像上文提到的荷兰、瑞典父母,就比较倾向于“利他主义”。

相对利他主义,“父爱主义”的父母在孩子吃糖果时,就可能会阻止孩子,并且会耐心地和孩子解释原因。

和利他主义父母相同的是,父爱主义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但爱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后者相信有时候孩子的自主权应该受到限制。

他们不仅关注孩子的福利,还会从成年人的视角权衡孩子行为的利弊。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家长更倾向于“父爱主义”,因为我们总能听到一句话:我是为你好。

其实,从释义看,这两种爱孩子的方式,没有孰优孰劣。

它们更多时候共存于每位家长身上,只是会因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或阶段不同,而程度有所不同。

这一代中国父母就很典型。

还没到入学的孩子,家长最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不愿意孩子受半点委屈,尽量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

但一到入学,学业就成了首要关注点。家长们会因为担心孩子荒废学业,被挤出赛道,升学无望,一生尽废,而不断地催逼孩子。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父母的催促是有必要的,也需要更“父爱主义“。

因为中国的大环境不允许大家有丝毫松懈,更遑论放任。

只是,家长们要警惕的是,度要把握好。

不然,共同作战最后就容易演变为内部的亲子之战,如此就有悖初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