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阚凯力教授讲的一个扎心故事——

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

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

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

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

这时,幼儿园的老师出来了。

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老师说:“老师,我来了,我可想你了!”

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题目是《想我的人举手》——

一个幼儿园的阿姨在呆了一阵子病假之后重回工作岗位,向她班里的小朋友发出了“率直”的号召:“想我的人举手。”

她的话音刚落,就有几个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小手。

阿姨对“举手率”显然是不满意的,便抬高了声音进一步启发那些没有举手的孩子:“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我,怎么会不想我呢?如果你曾经想过我,就把手举起来吧!”

呼啦啦,小手举起了一大片。

阿姨认真统计,发现除一个小朋友没举手外,其余的人都举手了。

于是她让大家把手放下,走过去问那个没举手的孩子:“你真的没想吗?”

那个孩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阿姨又问:“为什么没想我呢?”

孩子说:“我想我姥姥和姥爷来着,他们把我的‘想’都用完了,我没有地方想你了。”

这个故事,是那个孩子的妈妈讲给我听的。末了她说:“那天,我的孩子是哭着回来的,说是老师罚他站了。”

我想知道,如果是你家的孩子,你是想让他成为那个说“我的‘想’用完了,没有地方想你了”的孩子呢,还是想让他成为那个说“老师,我可想你了”的孩子呢?

说“想”用完了的孩子(我们姑且叫他憨憨吧)多么傻呀!他不知道“想”这东西其实是用不完的,就算他把“想”都给了姥姥姥爷,再想想老师,也累不坏他小小的心;

另外,就算真没想老师,看到老师那么热切期待收割“想”,你随大流举个手不就完了?

再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仪器能测量得出你是真想、假想,那么较真干嘛?

举手的孩子中有多少真想、多少假想我们不好区分,但是,举手的孩子中一定有阚教授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我们姑且叫他乖乖吧)!

你看他小小年纪,竟无师自通地给老师拍了那么漂亮的一个马屁,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究竟是怎么修炼来的?

在幼儿园,乖乖有好果子吃,憨憨没有好果子吃。

可是,谁敢说乖乖心里的阴影面积比憨憨心里的阴影面积小呢?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在幼儿园这个本应该流淌奶和蜜的地方,我们的孩子收获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茬“不幸”。

一个刚刚来到人间一两千个日子的小东西,就学会的了观察大人的脸色、揣摩大人的心思,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已然具备了识龟成鳖、指皂为白的良好潜质。

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幼儿园阿姨,这公平吗?真正的元凶,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