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集团化办学,星庐教育伙伴脑中首先跳出的是一篇两年前的文章——《南极人、恒源祥、北极绒、俞兆林:不负责生产,只负责卖牌》。

文章揭露的是四大保暖服装品牌全成贴牌货,只卖吊牌不生产的现象。

当时看完,心头一惊又一凉。

星庐教育伙伴倒不是不知道有贴牌这么回事,也理解“背靠大树好乘凉”,只是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品控如此之随意。

看着小品牌摇身一变成大品牌,接着以原来的质量,卖更高的价格,内心难免不平。

今天,许多集团化办学下产生的名校分校,也在遭遇类似的信任危机。

集团化办学缘何蔚然成风?

不知各位家长有没有发现身边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某某名校分校,或托管校等,比如上海建平中学、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这些就是集团化办学的产物。

集团化办学并不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一种由行政指令主导的办学体制。

官方解释:

简单地理解就是,一所学校要不要挂牌成“名校”,一所名校要不要和其他学校携手并进,先由政府说了算,存在一定强制性。

集团化办学,并非强强联合,而是强弱配搭,通常是借一所名校带动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新建学校,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小”“菜小”之类的。

在这种背景下,前期自发组建很难,尤其是公办校,因为没有谁愿意带弱者玩。

它变成一种刚性政策落地的背景是,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所引发的“择校热”。

想象一下,如果家门口就是名校,那么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了。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集团化办学,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杭州。

1999年9月,杭州城西商住区的孩子和家长们收到一个消息:位于竞舟路的新建住宅区配套学校已被杭州西湖区的老牌名校求是小学接管了。

随后几年中,西湖区求是小学与竞舟小学、星洲小学实施名校连锁办学,成立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

与此同时,杭州整体的集团化办学以求是为蓝本也在不断推进,成为全国典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杭州已经组建了356个名校集团,成员单位1333个,六个主城区名校集团化的覆盖率达到83.85%,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74.33%,跨层级的普通中小学教育集团达22个。

目前,全国范围内,集团化办学依旧被视为舒缓“择校热”,实现教育公平与均衡一剂良方,各地都在积极推进。

比如,北京计划2020年,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再增加100所,将更多资源向落后地区倾斜。

杭州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在发布的《杭州市公办初中提质强校行动实施方案》中表示,到2022年,实现公办初中名校集团(含互助共同体)全覆盖。支持鼓励重点高中与公办初中组建名校集团、公办初中与小学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九年一贯制办学。

集团化办学当然存在诸多优势,尤其是针对公办校的集团化办学,它可以有效促进教师流动。

集团化办学的初衷是实现各校区均衡发展,那么均的核心资源肯定首先是师资。

温州市南浦小学李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近五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有两到三个校区从教经历,教师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其中,带六年级毕业班后的教师一定流动,教师在三年级教学后可按需流动。骨干教师流动比例向相对薄弱的西校区倾斜。

不过集团化办学也存在不少劣势,比如“牛奶稀释”“借壳贴金”,还有地方政府“拉郎配”,强制要求“重点校”吞并弱校,试图达到联合重组、资源平衡的目的。

如此可能导致一个相反的结果:不是大家都变好,而是一起变平庸,或形成集团内部的“择校热”。

名校集团化危机:浓茶稀释成淡茶

择校热追根溯源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集团化办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削峰填谷。

把牵头名校的资源不断分拨到其他需要带的弱校,尤其是师资、管理模式等。

作为被帮扶的一方,弱校当然开心,可名校惨兮兮,看着自己日渐力不从心。

那么,最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名校向下兼容,水平变得越来越平庸。

这种情况确实是达到了资源均衡的目标,但对于名校、当地的整体教育并不利。

对有关部门而言,宁愿有几所牛校,竞争激烈一些,也不会希望都是水平相当的平庸校。

所以,这种模式,肯定不可持续。

另一种情况,出现越来越多的“挂牌名校”。

举个极端的栗子,家门口左转的某所渣校,最近一眨眼挂上了某名校的校名,大家原本欢呼雀跃,可渐渐发现,渣校除了校名换了,其他啥也没变。

管理没变、老师没变、老师的能力也没变,反正通通没变,大家各过各的。

这里的名校,就像文章开头,星庐教育伙伴提到的四大保暖服饰品牌,只卖吊牌,不参与生产也不品控。

如此,集团化办学规模就容易刹不住车,越扩越大。

星庐教育伙伴发现长沙砂子塘教育集团旗下有16所分校,上海七宝中学教育集团旗下则有17所分校,平均来看,大部分教育集团分校数量都超过了5所。

一般而言,由1所优质学校牵头,3-4所相对就近的薄弱学校组队,建成教育集团,是比较健康的比例。

不管是强带弱,还是老带新,想要不滑向“削峰填谷”“同质化”,而达到“保峰填谷”,必然需要大量时间。

可目前,规模扩张迅速,各分校教学质量就存疑。

就拿分校数量尚不多的杭州十三中集团为例。

目前,其下辖国有公办的杭州第十三中学、丰潭中学和嘉绿苑中学三所学校。

星庐教育伙伴找了2018年杭州第十三中学和丰潭中学的中考成绩,各位家长可以做个比较:

丰潭中学参加中考127人,36人保送,560分以上4人,530分以上17人,500分以上32人。

杭十三中参加中考378人,81人保送,560分以上6人,530分以上90人,500分以上165人。

明显,不同分数段,十三中的上线比率要远高于丰潭中学。

同一集团,不同分校,成绩悬殊,容易导致同个集团内的“择校热”。

最典型的是,家长和学生更愿意往本部挤,不信任分校。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六师附小统筹事件便是一个案例。

有家长卖掉了上海六师附小分校区的房子,以数倍的价格在本部校区附近买了一个老破小,结果没想到,自己还是被统筹调剂回了教学质量不如人意的分校区。

“85个家庭联名质问上海六师附小”事件由此引发。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双方都存在对形势的误判,但光家长认栽,人家肯定也不乐意。

最终,学校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若学生愿意迁往万德校区,将对这85名新生单独编班并派出教师团队。

事到这儿才平息。

看吧,学校是不是挂了名校的牌不重要,师资才是关键。

面对俯拾皆是的名校分校,家长如何避坑?

星庐教育伙伴不敢说,教育集团的每一所分校,都不好。

但其中肯定也存在一些“坑”。

有些教育集团的分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可能真是客观原因所致,比如弱校真的带不动,或者时间还没到。

对这样的学校,家长可以关注分校的师资流动和升学率情况。

比如一所初中,在成为名校分校后,3-5年间,中考成绩有没有特别大的浮动,若还和之前一样,那就要谨慎了。

原因可能是两方面:要么本部短期内实在无力和分校进行资源共享,要么分校和本部生源相差过大。

家长调查清楚,看看自己的接受程度再做选择,以免抱有不理性的期待。

不过,星庐教育伙伴想强调的是另一种情况,某些教育集团可能在借分校图利。

集团化办学中,有一种模式叫“名校办民校”,即中小学名校同民营企业联办民校,通常以师资和品牌、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名校出让校名冠名权,派出校本部师资。

一些民办教育集团可以通过合并弱校或建新校,让弱校新校学费先涨一波。

《民促法》修法前,K12民办学校的学费一般实行备案制,提价的窗口指导一般是2-3年提价15-20%。《民促法》修法后,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民办学校自主确定”。

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据个别家长透露,如果孩子要上某名校的分校,确实存在得多交一些费用的情况。

更普遍的是,中小学名校和地产商合作,通过名校效应炒高房价捞一笔。

2016年,重庆沙坪坝区的融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准备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并以此为“卖点”展开营销宣传,楼盘销售情况火爆。后来由于规划调整,原先承诺的“名校学位”变为普通小学,由此引发业主集访维权。

名校分校不仅可以拿来赚钱,还可用以择优。

有些学校会事先和家长约定,孩子排在前面多少名可以到本校上课。

如此,分校成为选拔学生的一种途径,好学生被名正言顺地吸纳到本校,成为换算升学率时的分子。

不过这一招,随着“摇号”新政的实施,会失效。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家长也要注意,即名校分校进入某地后可能水土不服,最后在一些压力下,变成一所名字一样,但管理教学都“打折”甚至全新的学校。

没了名校的实,家长需要冒比较大的试错风险。

2017年,衡水中学入驻浙江嘉兴平湖时就掀起过巨大争议。

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当时直言:

“他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他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

面对争议,这所分校必然需要“收敛”一些。

当地相关人员也及时出来回应称,不会复制河北的衡水中学。

不管怎么说,浙江的衡水中学肯定不会是“原汁原味”的衡水中学,牛不牛更是未知。